改变鲁迅命运的清末科场案

01

大家好，我是鲁迅。

明天是2020年高考第一天。高考被称作是改变命运的考试。你知道吗？封建中国的科举考试和高考一样，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甚至还能改变别人和子孙后代的命运。

我于1881年生在浙江绍兴府城里一家姓周的家里。

浙江是清朝的科考大省，读书人甚多，由于政策缘故，科考难度相当于现在的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。

我的父亲是读书的；我的祖父也是读书人，不仅读书还中了同进士。

听人说，在我幼小的时候，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，并不很愁生计。但在我13岁时，我家里忽遭遇了一场很大的变故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；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。

应该说我家在开始是受益于科举考试的，最初的兴盛，依托的恰恰是家族在科举上的良好表现。

科举考试体系提供进入精英阶层的路径，不再需要通过跨越有特权的领域，至少在职务上，中国的政治体系不宽恕通过身份来获得地位的行为。

我的祖父介孚公——介孚是他的字，称字是尊称，他的名为福清，1867（29岁）年考中举人，33岁考中进士，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。

介孚公到江西金溪做了三年知县。因为上司江西巡抚李文敏并不是正统科考出身，所以翰林出身的介孚公很是瞧不起他，最终被他弹劾免职。

后来“卖田捐官”，以后一直在京候补，直到1888年才得了个内阁中书的实职。

他就一直在京城做官，对我们兄弟三人也有些教诲，都写在书信里。

介孚公热衷功名，迷恋科举，倒又并非只读八股文。

他主张小孩启蒙先读《鉴略》，既可识字，又可知道中国历史的梗概。他并不赞成小孩启蒙一定得读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。我和二弟启明——你们可能更知道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周作人，就都是以《鉴略》开蒙的。

介孚公还认为，小孩识字以后，可以读小说，特别是《西游记》，容易为孩子所接受。然后再读《诗经》等书。

介孚公关于小孩读书的主张是比较开明民主的。小时候可以看小说，这一件事的好处我们三兄弟确是承认，也是永不能忘的。

我的父亲伯宜公本名凤仪，秀才出身，因屡应乡试未中，一直闲居在家。

他看上去似乎很严正，实际却不厉害，没有打过小孩。

他年轻时关心国事，还说儿子们将来一个往西洋去，一个往东洋去做学问。

那时读书只知道重科名，变法的气氛还没有，他的这种意见还是很难得了。因为这种意见，对我们兄弟所读的书也并未限制在四书五经上。

02

1893年年初，曾祖母病故。介孚公因母丧丁忧回乡，要守孝三年。

这三年，介孚公本可以安静地在家读书，教教儿孙，安享天伦之乐，但他有点乐不起来。

因为他的儿子，也就是我的父亲伯宜公已经33岁，从十几岁就中了秀才，乡试却连续名落孙山。

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，1893年恰巧赶上大考之年。

乡试考中者就是举人，就有了当官的资格，虽然还不一定能当官，但可通过"大挑"进入官场。

凑巧的是，主持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是介孚公的进士同年，而且俩人同是京官。

科场徇私，历来禁而不绝。

在清朝，科举舞弊更是重罪，但到光绪年间早已流弊日广。冒籍、夹带、刺探试题、雇用枪手甚至行贿考官等等，无所不有。

眼下既然有这层关系，何不利用一下？不光介孚公，周围的亲戚好友，也都有了这想法。

他们很快行动起来，召集有钱的秀才，凑齐了一万两银子。用粮食衡量其购买力的话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50万人民币。

当然了，拿数额这么巨大的银子行贿是不合适的，所以换成了期票。

清代为防止有人贿考，规定考官一出京城，不许会见亲友，到达目的地后，还有人监督。

介孚公打听到，这次考官将坐船抵达杭州，中间在苏州稍事停留，他便带着仆人陶阿顺赶往苏州。

这个陶阿顺本是我们当地陈姓人家的仆人，因为学会打千请安，口说大人小的，被介孚公借来带往苏州办事。

殷主考停驻在官船上，正好有苏州地方官上船拜访，当时还有副主考等在场陪着聊天。

陶阿顺找到官船后，并没有仔细观察当时情形，没有考虑是否合适，就把介孚公给他的信交交给船上随从，让呈给殷主考。

随从见是内阁中书周介孚的来信和银票，不敢怠慢，就拿进去递给了主子。

殷主考拿到信和银票，看看在座的苏州地方官，并没有当场拆信。

在场的官员们自然晓得是怎么回事，赶紧端起茶杯喝茶，当作没看到。

殷主考顺手将信装进口袋后，若无其事地继续和客人闲谈。

这件科场行贿案原本就此便可以结束了。这本是当时司空见惯的事。

可因了这位仆人的缘故，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办成了一桩大案。

陶阿顺见信送进去后，船里的老爷都不给张收条或者回个话什么的，着急了。

等了好久后，他竟然在岸边大喊：“老爷拿了银子，怎么也该给个话或者收条，小人好回府交差！”

他还以为科场行贿像在早市买菜一样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还要发票呢。

船上的人见这个人的话越讲越难听，出面阻止他大喊大叫。越不让叫，他叫得越厉害，骂殷主考拿了银子不办事，引得岸边百姓围观。

这下，殷主考恼羞成怒，地方官也实在装不下去了。

殷主考下令将仆人缉拿，还拿出周介孚的来信和银票，交给苏州府衙查办。

行贿乡试主考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而且是被抓了现行。案子很快就做成了铁案，层层上报。

下面是科举舞弊司空见惯，最上面的光绪皇帝却不知道。他还以为科举是为帝国选才的根本制度，神圣而纯洁，一见竟然有官员公然行贿，龙颜大怒，将介孚公从严处理——判了个“斩监候”，相关考生革除功名。

03

这就是我们家发生的变故，正是我12岁那年。

我的文章里从来没有写过这件事，只在《阿Q正传》的前言里略提到有变故一事，有人说我是为祖父“隐”、为家族“隐”。

其实不是。我是觉得不值一提，不堪一提。

“隐”是“隐不了的”。因为那是一件大案，当时轰动朝野，皇帝亲自过问，史书自然留下了记录。

档案材料也都还在，比如浙江巡抚给光绪皇帝的奏折。

后来的《清史稿·德宗本纪》还写了一笔：“十九年十二月癸酉，刑部奏革员周福清于考官途次函通关节，拟杖流，改斩监候。”

启明在《鲁迅的青年时代》《鲁迅的故家》里，分别说过这件事。

事情发生时，他尚年幼，只有8岁，所以很多细节是记不太清楚的。

比如他说仆人的名字是徐福，是跟着人学做“二爷”，其实不是。

介孚公被抄递的原信，里面总共两张纸。

一张纸是上写了：凭票洋银一万元等，另一张纸上写了考生五人：马官卷，顾、陈、孙、章，又小儿第八，均用宸衷茂育字样。又周福清名片一纸，外年愚弟名帖一个。

这里面可能有的信息现在的人都不了解了。

官卷意思是这个姓马的是官员之子。

清代科举制度，凡高级官员子弟参加乡试，皆另编字号，另入考试，以人数多寡，各分定额取中。因其试卷均编为“官”字号，故名官卷。参阅《清会典事例·礼部·贡举》。

“宸衷茂育”，是实现行贿目的的关键信息，也就是“嘱托关节”。

所谓“关节”，是指考官与考生约定在卷面上作弊的记号。

考场作弊，是从有考试就有的。

从北宋开始，朝廷制定了防止作弊的两项办法：一是糊名，也就是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用纸糊起来。这样，考官阅卷时就看不到考生的姓名。可是，阅卷者如果熟悉考生的笔迹，仍然可以循私。

因此就有了第二种办法：誊录，即在考生交卷后由誊录人员将考卷重抄后再交考官评阅。有了这两项办法，作弊就难了。不过，世间事本来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。“订关节”出现了。

“订关节”和“通关节”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做暗号，递条子。

考生与考官串通，约好在试卷上用什么字句作为记号。为确保准确无误，关节需要有三四处字眼，太简单了怕有巧合。有了这些暗中的记号，考官阅卷时就能找到这个考生的卷子，给个好成绩。

介孚公的信，就是告诉殷主考，这五个考生和他的儿子，卷面上的关节都是“宸衷茂育”四个字。

04

启明在《鲁迅的故家》说：这事便发掘了，送到江苏巡抚那里，交苏州府办理，介孚公知道不能躲藏，不久就去自首，移到杭州，住在司狱司里。

这也是他年幼的缘故，记得不甚清楚。

当时介孚公是逃到了上海，但就苦了伯宜公。

伯宜公被抓进大牢，还和马家考生一并被革去秀才功名。

介孚公不忍心，才投案自首。投案后，知府王仁堪想要含糊了事，说犯人素有神经病，照例可以免罪。

介孚公不同意，在苏州府上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，说这都是常有的事，比如浙江陈某就是通过作弊考中的云云，自己不过有样学样罢了。

事情弄得不可开交，只好依法办理，由浙江省主办，呈报刑部，请旨处分，判了斩监候。

虽然如此，介孚公的道德形象是不错的。

他承担了所有罪名，并说事情完全是自己的主意，顾、陈、孙、章四家根本不知道，是他自作主张写上去的，他知道这几家家境殷实，事成后找他们家族各出一个秀才享受行贿的好处，再找他们要银子是完全办得到的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顾、陈、孙、章得以保全。这些家庭无疑是感激他的。连带浙江官场，其实也并未想深究，深究下去将是不可测的大狱，会殃及整个官场。

但其实可能也是到了帝国飘摇的低谷，除了皇帝，大家都得过且过罢了。

一直监候了有七年，至辛丑一月，由刑部尚书薛允升附片奏请，依照庚子年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的例，介孚公被放回绍兴老家，仍在我们祖屋居住。

都说是周家大使银钱，贿赂官员，才让介孚公放归。其实不太可能。家里已经无钱可使。

伯宜公被革去秀才后，十分伤感，常借酒消愁，后为病魔所缠，又为庸医所误，1896年，在36岁时去世。

伯宜公重病期间，家产中落，我们全家避难乡下，成了不受欢迎的乞食者，冷眼白眼我着实看了不少，但这都比不上后来的事让我刻骨难忘。

1897年，也就是伯宜公去世后没多久，家族开会分房，分给我家的既差且小，我拒绝签字，说要同狱中的祖父商量。立刻遭到本家长辈的詈骂、斥责，16岁的我倍感世态炎凉。

伯宜公去世后我开始记日记，在日记中也记录了长辈们的嘴脸，语气颇为激烈。启明后来看过我的日记，他是知道的。

我后来去南京，责骂我最厉害的长辈之一，玉田老人已经去世。

30多年后，我写《阿长与山海经》，阿长的描写最为详细，关于玉田有寥寥几行。用启明的话说是“也充满着怀念之情”，我写“这老人是个寂寞者，因为无人可谈，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，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”。

他认为这种事情的确是值得纪念的，可是小时候的梦境，与灰色的实际生活一接触就生破绽。

但30多年后，我写这篇文章，截取的是更幼小时候的片段，那时的玉田老人颇有一些藏书值得观看。数年后，他会率众逼迫我在显失公正的文书上签字，这些不提也罢，我只想记录这个寂寞老者曾和我们友好的时光。

05

清朝的斩立决相当于现在的死刑立刻执行，斩监候相当于死刑缓期执行，也就是对于判处死刑的罪犯，不立即执行，而是监禁起来等候秋审或朝审复核。

经过复核，分为情实、缓决、可矜、留养承祀等几种情况：情实即罪情属实，立即执行；缓决即案情虽属实，但危害性稍小，留待下次秋审或朝审时再审核；可矜即案情属实，但情有可原，减死，留养承祀即情节虽重，但父母、祖父母年老无人奉养，免于死刑。

介孚公从此就坐了八个年头的牢。只是坐牢而未执行死刑，跟当时随信附上的是期票而不是立等可取的银票不无关系。

1901年他被释放回家，又活了三年多，于1904年7月逝世，享年六十有七。

介孚公是喜欢骂人的。慈溪太后和光绪皇帝要骂，“昏太后，呆皇帝”，就连释放他回来的薛允升也要骂，骂她是糊涂人。

只有两个人不骂。一个是他的谭姓小妾，当时仿佛不到30岁，和我姑姑同岁。另一个是小妾生的儿子凤升。

凤升和我一同入学读书。我考第二名，介孚公责骂说不知道用功；凤升考倒数第二名，介孚公是要夸的，夸他尚知道努力。

启明和凤升某次发生矛盾，伯宜公斥责几句凤升，介孚公立刻出来说：你不要骂我儿子；你骂你儿子，我骂我儿子。

介孚公去世第二年，就是1905年，科举考试被废除，学校取而代之，至此，科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

06

这场变故改变了我的人生，甚至可以说，没有它就没有鲁迅这个人。因为如果没有这场变故带来的家庭败落，周樟寿就可能是另一种人。

家庭的败落，曾让我觉得是天塌地陷的变故，在我年少时的内心留下深深的印迹，我自己是未曾去估量。但至少让我很早就对世态炎凉、对人性有了些许认识。

这段故事，启明在《鲁迅的故家》里略有记载。

启明的文字是极好的，我认识的民国人物中不见得有几人好过他。

我们绝交后，在上海三弟工作的书局，我看见过三弟周建人拿他的书稿校对，我很是讶异：启明的书还需要校对吗？建人答还是要看一看的，我没再说话，心里是不以为然的。

和我相比，启明多活了几十岁，说不好是福是祸。

不说了罢。

参考资料：

《鲁迅的故家》

《青年时代的鲁迅》

《阿Q正传》

《朝花夕拾》

《鲁迅回忆录》

《鲁迅故家的败落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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